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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坦荡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话是‘我只能听我自己的’”(图)

时间:2018-08-10 11:01 点击:
“汤一介先生坦荡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话是‘我只能听我自己的’”(图) 一介,大学哲学系,汤先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于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汤一介 早报资料图

汤一介 早报资料图

1927年2月生于天津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9月9日晚8时55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8岁。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汤一介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上周六从北大校医院转到了北医三院。从9月8日汤先生已经开始昏迷,2014年9月9日一早李中华就守在医院。医生告诉他汤先生的肝和肾已经衰竭。

  汤一介的去世,令学界一片震悼。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第一时间说,“失去汤先生,我必须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顾一下……汤先生坦荡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话是‘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一介书生,传承家风

  汤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黄梅县,地属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家辈出的鄂东,如徐复观、黄侃、熊十力、胡风等。汤家是地道的以教书办学为业的书香世家,汤一介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融汇中国、西方、印度的学术大家。汤霖为学、为人、为官俱佳,汤用彤得到他的教诲,成为一代名家,汤霖教给儿子的家训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种“担当”精神、君子家风由汤用彤传给了汤一介。而取自“一介书生”的名字,无疑传达了汤用彤对儿子的期待:读书治学,传承家风。在多种场合,汤一介曾多次专门谈过这句家训。在汤用彤的传记中提到,汤霖告诫子孙,“勿戚戚于功名,勿孜孜于逸乐”。现在看来,汤一介都做到了,他一生朴素,做人坦荡真诚。

  1946年,因为考北大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汤一介终于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的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汤一介爱书,有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时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直面“梁效”岁月

  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裹挟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文革”开始之初,汤一介被中止讲课资格,下放到干校。“梁效”的成立改变了汤一介在“文革”中的命运,也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觉得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我们找去了,冯友兰啊,周一良啊,我啊。”汤一介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当时这些北大老师进入批判组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周一良就曾回忆,自己当时“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汤一介后来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直到现在,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也对早报记者表示,“必须说明的一点,进入‘梁效’,汤先生当时是满腔热情的,并不是简单说上当受骗。”

  汤一介身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1958年,他的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写“乐黛云同志收”。

  在“梁效”,汤一介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所谓“做材料的工作”,按汤一介解释,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在当时,他真心实意地信仰着共产主义,也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因为这段经历,“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陷入了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这期间,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不同于很多学人的辩解,汤一介一直抱着直面那段岁月的态度,也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卷入历史漩涡中的个人往往是无力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纲认为,汤一介能够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辫子,坦荡面对“前三十年”,是可贵的。

  一代学人的精神领袖

  汤一介对于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除了觉得做了一些“坏事”外,很大一部分是抱愧于学术研究。他认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在北大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此时他已经53岁了。此后,他的学术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轨,进入到一个井喷期,论著不断出版,思考的问题也转向更为深邃和宏大的层面。1980年代以来,他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界线,提出以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进入19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除了自身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汤一介还积极推动学科建设和文化推广,再次印证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1984年,在他的积极奔走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

  至于今天受到万众瞩目的儒学文献丛书《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汤一介提出构想,并为之殚精竭虑主持编纂的。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 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总编纂,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

  2014年6月27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并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当时汤一介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但仍然出席做了致辞。虽然现在看来《儒藏》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在工程启动之初,经费却是捉襟见肘,即便在2012年,仍需要他跟中国文化书院的学员“化缘”。李天纲还记得,“2012年,在北京某个会后的宴会上,汤先生对学员们开了口,当场就为《儒藏》募捐到200万元款项。这是汤先生的人格魅力,因为他的学品人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开了口,那就是真的有困难。”

  8月25日,从法国回来的李中华去探望汤一介。“当时主要谈了《儒藏》的事情,《儒藏》是汤老未了的心愿。”李中华说,“《儒藏》的编辑让汤一介压力很大。他一直在担心质量,但又在担心进度太慢。”

  8月25日的谈话已经隐隐有些托付后事的味道,李中华介绍汤先生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次格外多谈了十分钟,除了交代《儒藏》编辑的事,还提出了让他主持儒学与马克思中国化的课题。

  1998年,李天纲完成博士论文后,外审专家就是汤一介。在评阅书上,汤一介密密麻麻地手写了将近两页纸的评语,开始就坦言“由于论文太长,未及阅读全文,只是比较仔细地读了‘论文提要’”。其认真和坦诚,从中可窥一二。


  汤一介从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他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李天纲认为,很多冠以国学大师之名者多不符实,对于汤一介是否大师,“留待后人评说,也要看汤先生自己的说法,但汤先生研究的是纯正的国学,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大师与否,在李天纲看来,汤一介都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精神领袖之一,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汤一介的弟子、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王博认为比起大师,汤一介“更在意老师、先生这样的称呼”,“每年学生都会给他过生日。他晚年有亲人、朋友、学生相伴应该是很开心的。”

  2012年3月,当时罹患肺癌的复旦大学经学史家朱维铮前往北京去见汤一介,虽然没有明讲,但所有人,包括朱维铮自己也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面,“朱先生的意思是,见见老兄弟。但是朱先生出了车祸,没能见上。这是历史的遗憾。”如今汤一介也驾鹤西去,令人唏嘘。

  作者:徐萧 欧阳江晨

  (来源:早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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