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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复兴,传统的继承

时间:2018-02-13 23:5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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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南社文史馆在苏州成立。南社是1909年成立的文学社团,其创始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等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值得研究和保护。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诗歌的创作和学习出现了繁荣局面:诗词大会热播、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诗歌吟诵活动成为文化热点……诗歌复兴也标志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发展和繁荣。为此,近日本报采访一些作家和学者,请他们谈谈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有关中华文化复兴的话题。

中国诗歌传统从未间断

“中国是诗歌大国,自古至今,我们的诗歌传统从未间断!只是诗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发生着变化。”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历史文脉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南社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炯说道。

在张炯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汉代的乐府,再到唐代的绝句、律诗,宋代的词以至元曲,这些都是诗歌在不同的朝代以不同的形式在发展传承,五四以后的新诗歌是以白话诗的形式兴起的。诗歌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它往往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诗歌也在发展,音乐也在发展,所以在传播上,它们往往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五四以后的100年来,新诗和旧体诗都在发展。旧体诗在五四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被看好,但是也有很多人继续写,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发表之后,旧体诗的影响非常之大,至今全国各个县都存在着诗社。现在有一个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将近100万人,可见学习创作旧体诗的群体很大,包括海外港澳台地区也有很多人在写旧体诗。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国家级诗词刊物《中华诗词》的发行量一直维持在2万份以上,这本读物的读者也很广泛。很多诗社也都有自己的刊物,旧体诗词的形式虽然是旧的,但是近百年来也有新的发展,那就是新古体诗的出现。以新诗创作成名的著名诗人如臧克家、贺敬之、何其芳等在老年时期都写旧体诗。新古体诗的格律不那么严格,但是基本上还是要讲求押韵的。新古体诗的写作成为当代诗歌中一道很重要的风景。而新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也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诗要讲究格律。比如闻一多当年就提倡,诗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意思是要有一定的形式限制,不能够过于自由。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主张诗歌要有格律。另一种主张诗歌要自由一些,不要过于严格,比如光未然先生。像贺敬之的诗就是有格律的。也有的是自由体的诗,有的甚至完全接近于说话,比如云南的诗人于坚的诗等。“所以现在诗歌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我想这种状况未来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张炯说。

民间诗歌的旺盛少数民族诗歌的伟大

所谓“真诗乃在民间”,《诗经》《汉乐府》等经典著作皆是在民间诗歌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而成的。所以,直至今日,诗歌在民间仍然具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和蓬勃的生命力。对此,张炯和曾任两届《中国诗刊》主编的全国政协委员高洪波都有深切的感受。

张炯说,全国自发组建的诗社很多。广东有一份《华夏诗报》,早在几年前曾统计全国仅新诗的诗社就有3000多个,印行的刊物就有700多个,这还是很多年前的数字,现在诗社的队伍会更壮大。在张炯的老家福建省每个县都有诗社。有些诗社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同时,他们还印行刊物。高洪波委员曾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浙江省的青田县去考察,青田县写新诗的人很少,但是写旧体诗的却有上千人。

张炯说,中国民间诗歌的兴盛,一定不能忽视的,还有各民族的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儿,陕北民歌等,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格萨尔》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有2万多行,印度的《罗摩衍那》20多万行,一部《格萨尔》就是100多万行。《江格尔》、《玛纳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都是很有名的。近年来,在贵州的苗族又发现了史诗。有学者告诉张炯,仅蒙古族的史诗就有180多种。张炯认为,在新的时代还会产生新的史诗。作家周而复在他的作品《长城万里图》中写了一首长诗有4万多行,他说,这也可以叫做史诗。“史诗也是我们的一个诗歌传统,将来也会发扬光大。”张炯认为。

是时代号角有家国情怀

在时代的转折变化面前,诗歌总是最先发出声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认为,诗人总是能够率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并用诗歌表达他们对于时代的真切感怀。比如战争时期,首先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战斗的就是诗歌。在五四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等,是一篇篇诗歌先在民间流传开来。诗歌的形式简短,创作的速度要比小说、散文等体裁要快,这也是诗歌能够先于其他文体在民间流传的原因。

高洪波说,自古以来能够流传下来的诗歌,都是具有家国情怀的。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都是爱国名篇;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圣”杜甫的忧国忧民的诗篇更是家喻户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陆游临终咏《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无不是国家动乱之时,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情感表述。苏东坡写给自己弟弟的一首《明月几时有》,从一个没有发达传媒的时代,流传至今,成为千古绝唱,为什么?正是因为诗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家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诗中所体现的人生思考、生命态度,是和国家、世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真正的文人应具有的文化情怀。

近现代以来也是如此。高洪波继续举例,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董必武等很多伟人都写过旧体诗。这些诗都是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在对未来的不可预测中,充满着革命理想的创作,并且大多是一挥而就。毛泽东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陈毅的“此去黄泉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体现的都是革命者们不惧牺牲的高尚灵魂和共产党人崇高的信念。同时,也饱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新中国成立前后,新诗迎来了辉煌。有一批优秀的诗人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像雷抒雁、艾青、臧克家、戴望舒、田间、魏巍等,在民族危难时刻都表现出诗人的睿智,他们用诗歌鼓舞民众抗敌。改革开放后,一批诗人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也引领着时代的前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树》,都让我们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诗歌始终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喊出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内容,他们都与自己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有家国情怀,为人民发声,留下了诗歌领域中令人称颂不已的佳作。

“听觉”文化的复苏回归传统的自觉

对于近年来诗词的复兴,路文彬从“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文化现象。他认为诗词是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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